“匾额见证的是中国的千年科举制度，”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先生颇为感慨地说。其馆内收藏了五百余方珍贵的古代科举匾额。如果把古代的这些匾额串联起来，就是一部国史、家史和地方史。
走进科举匾额博物馆，仿佛跨越时空、穿越历史回到了过去。姚馆长告诉我们，其实这些看似普通、大同小异的匾额，每一方都值得深究，每一块都藏着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。
首先进入的是序厅“励志堂”，展厅内陈列着和科举制度有关的各种文字记载、实物和图片，帮助参观者了解其历史。东西两厢入口，则各悬挂一块“点睛”意味的清代匾额：左手为“协辅文教”，右手为“代起儒风”。
匾额之宣扬教化
来到二层展厅，一块《孝著一方》的大匾颇为引人注目。这是明万历年间，官方根据案台院的指示，为表彰某一平民的孝行，而颁发给个人的一块匾额。可见当时官方用匾额这种艺术形式进行宣扬教化，以文治国，实可谓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发明。
姚馆长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另一方《六言圣谕》匾额。这方匾刻着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全国的六道圣谕，为：“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，和睦乡里，教训子孙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”。姚馆长说，这是当时户部奉旨颁布的圣谕，旨在安定社会，倡导美德，赞颂良好品行，并要求颁行全国，城镇里坊都要悬挂，定期宣讲，这对于安定社会、巩固政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这些以教化为主要功用的匾额，也承载着古人的那些美好德行，一代一代传颂至今。
匾额之鉴证科举
在中国历史上，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。它提供给读书人的，不仅仅是个人晋升仕途的机会，更是荫及一个家族，一方土地以无限的荣誉和骄傲。从数以亿计的文童中，一步步考入十万人的进士，这是一个何等艰辛又荣耀的仕途之路。那么，此时我们回头再看范进中举喜极而疯，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。
穿过励志堂，依次来到生员(秀才)厅、举人厅、进士厅，一方方举人进士题写或为举人进士题写的匾额让人目不暇接。
一进生员(秀才)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《晓示生员卧碑》。此碑是乾隆十八年出自涿州官学，相当于“古代学生守则”。其上逐条详细列出生员应当谨遵之条例守则，可见当时官方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。
《选拔》一匾，看似其貌不扬，并无出众之处，但是姚馆长却说，此匾题之甚妙，很少有直接将“选拔”二字直接题在匾上。该匾是乾隆26年进士邵庾曾为贡生王用全所题写，之所以只将“选拔”二字题于匾上，主要包含两层含义：其一，说明该贡生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选拔而出的人才；其二，是为了言明当时的科举原则，即公开公正、优胜劣汰。
来到举人厅，文魁、武魁之匾相对而悬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古代科举考试分文科和武科。文魁为举人的别称，乡试考试的中试者。武魁亦然。其中一块同治年间的《文魁》匾，题匾人为该次乡试的大主考和副主考，分别为当时户部尚书常瑞，携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和两位大学士，这些人均是当时朝廷中品学、才识出众且德高望重之人，可见当时统治者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之高。
匾额之榜书艺术
书法是匾额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是匾额的一种美学附加值。端庄而又凝重的书法艺术增强了匾额的整体美和装饰效果，增强了它的艺术观赏性。在内容表达准确无误的前提下，优美的书法几乎成了匾额的灵魂。
进士厅里，一块《进士》匾额引起笔者的注意。这方看似普通的匾，是由乾隆元年探花秦蕙田与乾隆十年探花王际华，为乾隆二十八年会试第六十名刘幽所题。只见漆黑色的木匾上，朱砂红墨写成的“进士”二字，典雅庄重，整齐美观。而王际华正是古代书法“馆阁体”之代表人物。据说，科举考试本身对书法也有着很高的要求，纵然考生文笔再好，书法拙劣，亦不会被录取。所以这些高中之人均为书法高手，而馆中珍藏的这些匾额，其题匾之人又可谓高手中的高手，蕴含其中的榜书艺术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再看一代奇才包世臣的《秀援西峰》，其书法笔势雄健洒脱又不乏活泼隽美。据说，这块石碑原安置于包家花园，脑中想象着亭台楼阁与石碑书法相映成趣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包世臣为嘉庆十三年举人，但其后十一次参加会试不中。虽然进士落地，但他工诗文，随邓石如学习书法，初习唐宋诸家，后转师北朝碑刻，晚年又师法王羲之、王献之，笔法以侧锋取势，提倡碑学，影响极大，成为一代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。
榜书艺术厅中，大大小小的石匾、木匾收集其中。这些木制、石刻的匾额，有题款的很少，但观其字，应均为当时的书法名家之笔。
匾额之见证历史
一块匾一个故事，一块匾一段历史。此话一点不假。
来到馆长姚远利的办公室，一块巨大的《雅韵松哦》木匾挂于墙上。不知馆内数百方匾额，为何单单将这块挂于办公室内，馆长向我们娓娓道来了这块匾的故事。题匾人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王杰，此人为清代陕西的第一个状元。据说，乾隆二十六年，殿试之后，王杰排名第三，考官们奏报时拟定第一名赵翼为状元。适时乾隆刚平定西北，在要点状元时得知赵翼为江南人，而王杰为陕西人，便说：江南状元很多了，陕西一个状元还没有呢，就让王杰做状元吧。
讲到这里，姚馆长特意带着我们来到了另一块木匾跟前。同样是一块看似普通的《进士》匾额，但其题注为洪武三十年郭仕道所写。郭仕道为朱元璋钦点的特榜进士，而洪武三十年，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“南北榜”案。明朝洪武三十年暮春，全国殿试发榜，榜上共录取52名贡生，都是江南举子。北方举子异常不满，群起闯闹礼部。朱元璋下令将两位主副考官处死，并授意新主考官主持复查。六月，朱元璋亲自阅卷评点出61名进士，其中竟无南方举子一人，是为夏榜。因所录61人全系北方人，故又称北榜。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，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。
匾额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，集宣扬教化、鉴证科举、载承历史、弘扬书法等于一身，因此姚远利馆长大力倡议创建“匾额学”。开启古代匾额文化之门，是弘扬传承历史文化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。
